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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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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北池奇遇
    岁在丁卯,暮春之初。北平城东,北池子大街上,槐花如雪。
    孟氏古董铺“漱玉斋”的掌柜孟文石,这日寅时即起。他推开后窗,看晨雾在胡同的青瓦上流淌如乳,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随父亲初到北平的光景。父亲孟广儒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心灰意冷,转而收集金石书画,在这条毗邻紫禁城的胡同里开了这家铺子。
    “掌柜的,有客到。”伙计在门外轻唤。
    孟文石整了整月白色杭绸长衫的下摆。铺子还未开门,这么早来的定是熟客。他穿过天井,两株西府海棠开得正盛,花瓣落在青砖墁地上,像是谁随手撒了一地碎玉。
    前厅里站着的却不是熟客。来人头戴土耳其红毡帽,身着靛蓝阿拉伯长袍,深目高鼻,肤色如乌木。他身后跟着两个随从,抬着一只包铜边的柚木箱子。
    “萨拉姆阿莱库姆。”来人右手抚胸,用流利的阿拉伯语问候。
    孟文石怔了怔,随即还礼:“阿莱库姆萨拉姆。阁下是……”
    “我叫阿卜杜·拉赫曼,来自桑给巴尔。”来人汉语略带闽南口音,“久闻漱玉斋大名,今日特来请教一件器物。”
    说话间,随从已打开木箱。箱内铺着丝绒,卧着一只瓷枕。孟文石只瞥了一眼,呼吸便是一滞。
    那是天青釉瓷枕,长一尺二寸,宽六寸,高四寸五分。釉色如雨过天晴,开片如冰裂,纹理自然如蝉翼。枕面微凹,两端翘起如舟,侧面浮雕缠枝莲纹。最奇的是,枕的一端刻有阿拉伯风格的几何图案,另一端却是殷商甲骨文。
    孟文石取来放大镜,俯身细看。甲骨文刻的是:“乙未卜,贞:东有异人至,其贡玄圭?”
    “这是……”他抬起头,眼中闪过惊异。
    “我在马斯喀特购得此枕。”阿卜杜说,“卖家说是从一艘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那沉船是明朝的商船。但我请人看过,这甲骨文是新刻的,不超过百年。”
    孟文石戴上白手套,小心地捧起瓷枕。入手温润,分量却比看上去要轻。他翻到底部,见有“宣和年制”四字款,却是刀刻而非釉下彩。
    “这是赝品。”他缓缓道,“却是赝品中的奇物。釉色是汝窑的天青,器形是宋枕,纹饰却杂糅了波斯、印度、中原三地风格。这甲骨文……”他再次细看刻痕,“用刀之法,似出自金石大家之手。”
    阿卜杜微笑:“孟掌柜好眼力。但我此来,不是为辨真伪。”
    他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纸。纸是民国初年的道林纸,上面用钢笔写着一首诗:
    “北池春深锁烟霞,西域驼铃入汉家。
    一枕横陈千载事,三生石上辨龙蛇。
    金兰契在青冥外,赤玉函藏海角涯。
    若得东风吹梦醒,同瞻日月照天涯。”
    诗后有小字注:“壬戌年三月,于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院,夜观天象,见异兆,作此偈。”
    孟文石手一颤。壬戌年是1922年,整整五年前。而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院,就在他铺子斜对面,是前清一个贝子的别业,如今空置已久。
    “这诗是……”
    “是一个中国朋友所赠。”阿卜杜的眼神忽然变得深邃,“他叫沈观澜,曾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同窗。三年前,他失踪了。失踪前,他寄给我这诗和一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从纸背滑落。孟文石接住,只一眼,便如遭雷击。
    照片是黑白照,边角已泛黄。画面中,沈观澜穿着长衫,站在一座假山前。他左手托着那只天青釉瓷枕,右手按在枕上,食指正点在那行甲骨文“东有异人至”的“异”字上。背景的月亮门上方,隐约可见“北池”二字。
    而最让孟文石震惊的,是沈观澜身后的假山石上,用白粉画着一个符号——那是漱玉斋的暗记,只有历代掌柜才知道的暗记。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孟文石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1924年秋,沈君从北平寄来的。随信还有一句话:‘若我三月无音讯,请携此枕往北池子大街漱玉斋,见孟文石掌柜,示之以诗与照。’”
    孟文石跌坐在太师椅上。沈观澜,沈观澜……他终于想起来了。父亲临终前,曾握着他的手说:“文石,若有一日,一个叫沈观澜的人来找你,无论他要什么,都给他。沈家对孟家有恩,天大的恩。”
    “沈先生……”孟文石喃喃道,“他是我父亲的故人之子。但我从未见过他。”
    “他现在可能还活着。”阿卜杜向前一步,声音压低,“过去三年,我循着线索,从桑给巴尔到马斯喀特,从孟买到广州,最后来到这里。这瓷枕,这诗,这照片,都在指向同一个地方——”
    两人同时望向窗外。晨雾已散,阳光斜照在对街朱红大门上。门牌在光中清晰可见: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
    第二章金兰契
    七十八号院的大门上,铜锁已锈成绿色。
    孟文石找来胡同里的老锁匠赵师傅。赵师傅端详锁眼,摇头道:“这是西洋的转芯锁,钥匙早没了。要开,得砸。”
    “不能砸。”孟文石递过一块银元,“您老再想想办法。”
    赵师傅眯眼看了看孟文石,又看看他身后异域打扮的阿卜杜,忽然压低声音:“孟掌柜,这院子……邪性。民国六年,住这儿的那家旗人,一夜之间全不见了。不是搬走,是不见了——晚饭还在桌上摆着,人没了。警署来查了三个月,没头绪。”
    “怎么个不见法?”
    “就……”赵师傅搓着手,“像是蒸发了。老爷子爱抽的水烟袋还燃着,太太的绣绷上针还别着,小少爷临的《多宝塔碑》才写了一半。可人,全没了。后来这院子就闹鬼,夜里常有哭声,还有弹琴声。”
    阿卜杜忽然开口:“弹的什么曲子?”
    赵师傅想了想:“像是《胡笳十八拍》,又不太像,调子更悲,还掺着些叮叮咚咚的怪声,像……像骆驼铃铛。”
    最终,赵师傅用一根铁丝探了半个时辰,锁“咔嗒”一声开了。推开门,一股陈腐气息扑面而来。
    院子是三进的四合院,但格局古怪。照壁不是寻常的砖雕,而是用五彩琉璃拼出的地图——孟文石认出,那是《坤舆万国全图》的局部,但非洲大陆被刻意放大,上面用金线标出一条路线:从泉州出发,经马六甲、印度,绕好望角,抵达西非的廷巴克图。
    “这是明代的海图。”孟文石轻声道,“但标注用的是阿拉伯文和梵文。”
    转过照壁,第一进院子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院子里没有寻常的盆景、鱼缸,而是一座微缩的沙漠景观。白沙铺地,砌出沙丘。沙丘间,散落着几十匹骆驼骨骸,俱是白玉雕成,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最奇的是院子中央,有一口井,井栏是汉白玉,刻着十二生肖,但生肖的形态皆是非洲动物:鼠是蹄兔,牛是角马,虎是猎豹……
    阿卜杜跪在井边,用手轻抚井栏上的铭文。铭文是古阿拉伯文,他低声译出:
    “智慧之水,源自东方,流向西方。饮之者,得见三界:过去之界,现在之界,未来之界。然须以三誓为契:一不妄言,二不背信,三不独享。”
    “这是‘三誓井’。”阿卜杜站起来,眼中闪着异样的光,“传说中,阿拉伯贤者与东方智者结盟时,会共饮此井之水,立下三誓。但这只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
    “在中国,这叫‘金兰契’。”孟文石指向正房檐下的匾额。匾上三个鎏金大字:金兰斋。
    正房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屋内陈设如旧,积尘寸许。中堂挂着一幅巨大的绢本设色画,画的是“万国来朝图”:各国使节云集紫禁城,但细看之下,使节的面容、服饰,俱是非洲各部族特征。画上题诗一首:
    “昆仑西去几万里,大秦东来千百年。
    青瓷载道传星火,赤帛缠枝结善缘。
    求同何须辩黑白,存异正可补方圆。
    若得金兰契常在,日月同天照大千。”
    落款是:“丙辰年荷月,沈观澜作于北池寓所”。
    丙辰年是1916年。也就是说,沈观澜至少从那时就住在这里。
    孟文石在画前伫立良久。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件旧事:光绪年间,沈观澜的父亲沈墨卿曾任驻英法公使参赞,在伦敦结识了一位非洲王子。二人惺惺相惜,曾互换信物,沈家得一块非洲陨铁,沈墨卿回赠一方田黄石印。后来沈墨卿因卷入维新党案被罢官,那位王子曾多方营救。
    “莫非……”孟文石心中一动,开始仔细查看屋内。
    多宝格上,器物杂乱:明代的青花瓷瓶插着非洲鸵鸟毛,宣德炉里积着阿拉伯香的灰烬,唐三彩马旁边摆着贝宁青铜雕像。书案上,砚台未洗,墨已干成块。镇纸下压着一沓信纸,最上面一张写着:
    “丁卯三月二十八,北池雅集,当见分晓。请柬已发,宾主十三人。瓷枕为钥,诗偈为引。金兰之契,在此一举。若成,则东西之道通矣;若败,则沈某当以身殉道。诸君珍重。”
    孟文石翻看请柬存根。宾客名单上,赫然列着九位非洲国家使节夫人的名字,以及四位中方人士。日期就是今日——1927年4月28日。
    “今日上午十点……”孟文石看怀表,已是九时一刻。
    阿卜杜也在查看。他从书案抽屉里找出一本羊皮封面的笔记,翻开,内页是沈观澜的日记。最后几页写着:
    “3月15日:瓷枕之预言渐明。‘见三异’者,一异在天象,二异在地脉,三异在人心。今夜观星,紫微晦暗,异星耀于南天,主有大事。”
    “3月20日:阿卜杜来信,言瓷枕已寻得。七年之约,将届期矣。当年牛津夜话,今日或能成真。”
    “3月25日:夜梦父亲。父曰:‘金兰之契,重在信义。东西之道,贵在相通。汝当牢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醒来泪满襟。”
    “4月26日:一切就绪。唯担忧一事——彼等会来否?乱世之中,信义可还在?”
    日记最后一页,夹着一片干枯的花瓣。花瓣形状奇特,孟文石认出,这是“木芙蓉”,但颜色是罕见的靛蓝色。花瓣背面有蝇头小楷:
    “此花名‘湛露’,产自埃塞俄比亚高原。遇纯水则开,遇浊水则合。昔郑和船队携归,植于泉州,今已绝迹。余费十年,方在乞力马扎罗山麓寻得。花期仅三日,花开之时,持之可鉴人心:诚者见其华,伪者见其枯。今余得七朵,当用于雅集,以辨真伪。”
    孟文石与阿卜杜对视一眼,同时冲向后院。
    第三章三异
    后院比前院更加破败,但格局清晰: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连接。院中一棵老槐树,树冠如盖,荫蔽半院。树下石桌石凳,桌上刻着一副棋盘,不是象棋也不是围棋,而是一种奇特的图案——纵横各十九道,但格子是六边形,棋子是象牙雕的非洲动物和中国神兽。
    “这是沈兄发明的‘万国棋’。”阿卜杜抚摸着棋盘,“我们在牛津时,他常说,象棋太强调杀伐,围棋太玄奥,该有一种棋,能让不同文化的人都能理解。这棋的规则是:象吃狮,狮吃虎,虎吃豹……但鼠可吃象,取‘万物相克又相生’之意。”
    孟文石没有听进去。他的目光被正房窗内的景象吸引了。
    透过破损的窗纸,可以看到屋内有人。
    不,不是活人。是蜡像。
    五个人围坐方桌,似乎正在会谈。上首是一位中国老先生,穿长衫马褂,戴圆眼镜,面貌依稀与照片中的沈观澜相似——该是他父亲沈墨卿。左侧是两位非洲人,一位着酋长服饰,戴羽毛冠;一位穿阿拉伯长袍,缠头巾。右侧是两位欧洲人,着十九世纪外交官礼服。
    蜡像制作极为精良,须发毕现,表情生动。桌上摆着茶具,茶杯里甚至还有“残茶”——用树脂仿制的褐色液体。沈墨卿蜡像手中拿着一卷纸,纸上真写着字。
    孟文石推门而入。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如金粉。
    他小心地取过那卷纸,展开,是《中非友好通商条约》草案,用汉、英、法、阿拉伯四种文字书写。草案末尾,有一段手写附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于伦敦寓所,与桑给巴尔王子赛义德、刚果酋长卡邦戈、英国议员威廉姆斯、法国学者杜邦,共议此约。约之要义:平等互利,文化互鉴,患难相扶。然未及签署,国内变法事败,余被急召回国。临别,五人歃血为盟,立‘金兰之契’,相约三十年内,必促此约成真。今录副本藏此,以待来者。”
    孟文石默算:光绪二十四年到今年,正好二十九年。
    阿卜杜在查看其他蜡像。他在那位阿拉伯打扮的蜡像手中,发现一封短信,是阿拉伯文写的:
    “致发现此信者:若你读到此信,说明我已遭遇不测。我与四位友人立下金兰之契,誓要在三十年內,建起东西交流之桥。桥有三墩:一曰商道,重启海上丝绸之路;二曰学道,互派学子,翻译典籍;三曰心道,以艺术相通,以情感相系。今留瓷枕为钥,枕中藏有三十年来我们所集之资料、信函、地图。欲开枕,需集齐三物:我父之田黄印、赛义德王子之陨铁符、卡邦戈酋长之象牙钥。三物合一,旋转枕端莲花,其机自开。愿后来者续我未竟之志。沈观澜,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
    “瓷枕……”孟文石猛然想起,“瓷枕还在铺子里!”
    话音未落,前院传来一声巨响。
    两人冲回前院,只见照壁前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中,正捧着那只天青釉瓷枕。
    捧枕者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穿藏青中山装,戴金丝眼镜。左侧是个高大的白人,着猎装,手持文明棍。右侧是个光头壮汉,短打装扮,显然是保镖。
    “孟掌柜,久仰。”中年人微笑,笑容却未达眼底,“在下郑世钧,在琉璃厂开一家‘博古堂’,想必听说过。”
    孟文石心中一沉。郑世钧是北平古董行的“鬼见愁”,专做洋人生意,走私国宝,声名狼藉。
    “郑老板不请自来,还私动他人物品,不妥吧?”
    “这院子是无主之产,这瓷枕……”郑世钧轻抚枕面,“是国宝,理应收归国有。鄙人受国立博物馆委托,特来查收。”
    阿卜杜上前一步:“这瓷枕是我的。”
    郑世钧瞥他一眼,嗤笑:“非洲朋友,这里是中华民国。按照《古物保存法》,地下出土文物,一律归国家所有。你这瓷枕,是从海底沉船打捞的,正是出土文物。”
    “郑老板消息灵通。”孟文石冷冷道,“但这瓷枕的真伪尚存疑,何谈国宝?”
    “真伪?”郑世钧从怀中取出一张照片,正是沈观澜托枕那张照片的翻拍版,“沈观澜三年前曾写信给燕京大学,声称此枕是明代郑和船队带到非洲的礼品,枕中藏有郑和海图的残卷。此事已引起学界关注。今日鄙人奉命,特来取枕。”
    孟文石心念电转。沈观澜信中的“担忧”,恐怕就是指郑世钧这类人——以“保护国宝”为名,行垄断之实。若瓷枕落入他们手中,枕中秘密恐怕永无见天之日。
    “若我不给呢?”
    郑世钧使个眼色,光头壮汉上前一步。阿卜杜的随从也踏上前,手按腰间——那里鼓鼓的,显然是武器。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钟声。咚——咚——咚——整整十下。
    十点了。
    几乎在钟声落下的同时,院外传来汽车喇叭声、人语声。一个清亮的女声在门外响起:
    “是这里吗?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院——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中非艺术交流会是这里吧?”
    郑世钧脸色一变。
    大门被推开,一群盛装女子鱼贯而入。为首的是位四十余岁的中国女士,穿阴丹士林旗袍,外罩针织开衫,气质温婉。她身后跟着八九位非洲女性,身着各色民族服装,色彩绚烂如移动的花园。再后面是几位中国女士和一位穿西装的男士。
    所有人都愣住了,看着院子里这奇怪的对峙场景。
    孟文石最先反应过来,他瞥见为首女士手中的请柬,立即上前:“可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刘海英女士?在下孟文石,是沈观澜先生的朋友。沈先生嘱我在此恭候各位。”
    刘海英女士眼中闪过诧异,但很快恢复镇定:“孟先生您好。我们收到研究会转来的请柬,说今日十点在此举办中非女性艺术交流会。这几位是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她一一介绍,“贝宁大使夫人拉玛女士、冈比亚大使夫人尼玛女士……”
    郑世钧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外交场合,他不敢造次。
    阿卜杜忽然用阿拉伯语对某位大使夫人说了几句。那位夫人——科摩罗大使夫人茶安女士——眼睛一亮,回了几句,然后对刘海英说:“这位阿卜杜先生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在桑给巴尔是著名的学者。他说,今天的交流会,沈先生准备了一件特殊的展品。”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瓷枕上。
    孟文石深吸一口气,朗声道:“正是。沈观澜先生穷尽半生,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此瓷枕,是他研究成果的象征——釉是中国的,形是波斯的,纹饰融合了印度、阿拉伯、非洲和中原文化。沈先生认为,真正的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交融中诞生的。”
    他走到郑世钧面前,伸出手:“郑老板既然是代博物馆来‘保护’国宝,何不在此,在各位使节夫人面前,展示此枕的奥妙?也让外宾看看,我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气度。”
    这番话滴水不漏。郑世钧若强行带走瓷枕,就是在外宾面前失态;若留下,就得公开瓷枕秘密。他咬了咬牙,挤出一个笑容:“孟掌柜说得对。那就……请吧。”
    第四章枕中天
    众人移步正房“金兰斋”。孟文石让伙计从铺子取来瓷枕的锦盒,小心地将瓷枕置于桌上。
    阳光从雕花窗棂射入,在瓷枕的天青釉面上流淌。九位非洲大使夫人围桌而坐,中国方的刘海英、刘桂英、王俊鹏、徐嘉宁、译员王虹欣陪坐一旁。郑世钧和他的同伴站在角落,面色阴沉。
    孟文石按照沈观澜日记的提示,取出三件信物:父亲临终前交给他的田黄石印(沈墨卿遗物)、阿卜杜带来的陨铁符(赛义德王子信物),又从沈观澜书案暗格里找到象牙钥(卡邦戈酋长信物)。三件信物大小相仿,都刻着同样的图案:一株缠绕的并蒂莲,但田黄印上莲花开在东侧,陨铁符上开在西侧,象牙钥上东西并开。
    “诸位请看。”孟文石将三物放在瓷枕旁,“此枕之妙,在于机关。据沈先生研究,需用这三把‘钥匙’同时开启。”
    他示意阿卜杜和刘海英各持一件。三人将信物对准瓷枕两端的莲花浮雕,同时按下。
    咔嗒。
    极轻微的一声。瓷枕从中间裂开一条缝,然后像莲花绽放般,分成了上下两半。
    枕是空的。不,不是完全空——枕内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字和图案。底部有一卷丝绢,色呈淡黄,薄如蝉翼。
    孟文石小心展开丝绢。绢宽一尺,长三尺,上面用墨线绘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图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从泉州港出发,经占城、满剌加、锡兰,到忽鲁谟斯,然后不是按惯常路线进入红海,而是南下绕好望角,沿西非海岸北上,终点是摩洛哥的丹吉尔。沿途标注了上百个港口、岛屿、暗流、季风期,甚至还有各港口的特产和交易物。
    “这是……”王俊鹏,那位魏桥国际的总监,忽然站起来,声音发颤,“这是失传的《郑和西海图》!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见过残片,但这幅是完整的!”
    更奇的是地图边缘的注解。左侧是汉字,右侧是阿拉伯文,内容一致: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春,正使太监郑和奉旨五下西洋。船队至木骨都束(今摩洛哥),遇桑给巴尔王子使团。王子献麒麟(长颈鹿)、狮子、鸵鸟。和以瓷器、丝绸、茶叶回赠。王子请益航海术,和命舟师授之海图。王子曰:‘吾祖亦曾东来。’出示羊皮图,示自西非至泉州路线。两图相合,方知海上丝绸之路,早通矣。和感东西航道实为圆环,无始无终,遂合绘此图,命曰《寰海同心图》。原图藏于南京龙江船厂,此副本存枕中,待有缘人。”
    孟文石继续看瓷枕内壁的刻文。内壁分三部分:上部刻《尚书·禹贡》篇,但注解不是传统的训诂,而是用非洲地理对应九州——“梁州”对应埃塞俄比亚高原,“雍州”对应撒哈拉沙漠;中部刻阿拉伯诗人麦阿里的诗句,注解却是用《诗经》的“比兴”手法;下部最奇,是一篇用汉、阿拉伯、斯瓦希里三种文字写成的《金兰契》: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海洋为证,星辰为鉴。今有东土君子沈墨卿,西域贤者赛义德,南邦酋长卡邦戈,西国士人威廉姆斯、杜邦,虽地隔万里,俗异风殊,然志同道合,皆愿通有无,达性情,去猜嫌,建信义。故献血为盟,结为金兰,誓以三十年为期,促成东西商道重开,学道再续,心道相通。此约既立,日月同昭。若有背弃,天人共戮。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于伦敦。”
    最后是五人签名和指印。
    “所以,”冈比亚大使夫人尼玛女士用英语说,王虹欣同步翻译,“这个瓷枕,是一个约定的象征?一个跨越了海洋、大陆、文化的约定?”
    “正是。”孟文石指着瓷枕,“诸位请看,这瓷枕本就是融合的产物——中国陶瓷技艺,波斯器形,印度纹饰,非洲故事。沈观澜先生制作此枕,就是想证明:最美的文明,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美美与共。”
    赤道几内亚大使夫人朱莉娅·奥巴马忽然指着瓷枕内壁某处:“这里还有字。”
    那是几行新刻的小字,墨迹犹新:
    “丁卯春,重开此枕。见先父遗志,涕泪长流。三十年之期将届,而世事变幻,先辈零落。威廉姆斯殁于一战,杜邦病逝巴黎,卡邦戈酋长死于殖民者之手,赛义德王子在桑给巴尔革命中失踪。唯余父郁郁而终。金兰五人,唯余一人,何以践约?
    “然昨夜梦父,父曰:‘儿乎,契不在人,在道。人虽逝,道长存。今汝集十三人于此——九位非洲姐妹,四位中国同仁,正合‘十三太保’之数,亦暗合郑和宝船十三帆。当续此约,以艺术为舟,以人心为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又梦赛义德王子,王子曰:‘我在桑给巴尔博物馆,藏有当年郑和所赠青花瓷盘一片,上绘麒麟。可为此约之证。’
    “又梦卡邦戈酋长,酋长曰:‘我在刚果河畔,埋有一块石碑,刻有汉字‘四海一家’。乃我先祖于明朝所立。可为此约之证。’
    “醒后顿悟:金兰之契,不在五人,在千万人;不在三十年,在三百年、三千年。今留此枕,待后来者续之。瓷枕有灵,当见证今日之会。若诸君有意,请各取一笔,在此枕内壁签名,以为新契。沈观澜绝笔,丁卯年三月廿七夜。”
    室内一片寂静。窗外槐花飘落的声音都听得见。
    良久,贝宁大使夫人拉玛女士轻声说:“沈先生现在在哪里?”
    孟文石摇头:“自那夜后,再无音讯。”
    “那这签名……”
    “沈先生希望我们今天在此的人,续写这个约定。”刘海英女士站起来,眼中含泪,“姐妹们,今天我们本是为艺术交流而来。但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艺术了——跨越时空的友谊,连接东西的约定。我提议,我们就在此,在这瓷枕内壁,签下我们的名字,续写这金兰之契。”
    “我同意。”乍得大使夫人查哈伊米说,“但不是签在瓷枕上。瓷枕太脆弱,也太珍贵。我们应该用更持久的方式。”
    她从手袋中取出一方赤陶泥板——这是乍得的传统工艺品:“在我的部落,重要的约定刻在泥板上,烧制成陶,可存千年。”
    “好主意!”布隆迪大使夫人米雷耶取出一块香蕉树皮纸,“在布隆迪,我们用树皮纸记录史诗。”
    埃塞俄比亚大使夫人梅思瑞解下颈间的银十字架:“这是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的传统,重要的约,刻在金属上。”
    一件件物品被取出:冈比亚的蜡染布,科摩罗的贝壳,布基纳法索的铜镯,非洲联盟代表带来的乌木雕……中国方的几位也拿出文房四宝、印章、绣品。
    徐嘉宁,那位杭州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忽然说:“我有个提议。我们杭州正在筹备‘世界丝绸文化遗产展’,何不以此为主题,做一个特展?就叫‘金兰之契:跨越时空的对话’,展出这瓷枕,以及我们今日的约定。”
    王俊鹏立即响应:“魏桥国际可以赞助巡展,沿着郑和航线,从泉州到非洲,一路展览,一路征集新的‘金兰之契’。”
    译员王虹欣激动地说:“我可以负责翻译,把这些故事译成各种语言!”
    角落里的郑世钧脸色铁青。他忽然冷笑:“好一场大戏。但你们忘了,这瓷枕是国宝,按法律——”
    “按法律,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可由国家特许,出国展览。”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众人回头。门口站着一位白发老者,穿灰色长衫,拄拐杖,但腰板挺直。他身后跟着两名穿中山装的年轻人。
    “傅馆长!”孟文石惊呼。
    来者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傅斯年。他缓步走进,先向各位使节夫人颔首致意,然后对郑世钧说:“小郑,你回去吧。这里的事,由我处理。”
    郑世钧还想说什么,傅斯年摆摆手:“沈观澜先生三天前找过我,把一切都说了。这瓷枕,是他仿制的,不是古物,不受《古物保存法》限制。真正的《寰海同心图》,他早已捐给博物馆,就在我办公室里。”
    满座皆惊。
    傅斯年走到桌前,轻抚瓷枕:“观澜是我的学生。他一生痴迷中外交流史,这瓷枕是他花了十年时间,寻访各国工匠,才制成的。他说,真正的文物会腐朽,但文明交融的‘道’,应该用新的形式传承下去。所以他做了这个枕,设了这个局,把各位‘请’到这里。”
    他环视众人:“今日之会,看似偶然,实是观澜精心设计。他研究了各位的背景:九位大使夫人,都来自有深厚手工艺传统的国家,且在本国都致力于妇女教育、文化传承。四位中国来宾,也都是文化、教育、商业、外交的代表。十三人,正是重启‘金兰之契’的最佳人选。”
    刘海英女士问:“那沈先生本人呢?”
    傅斯年沉默片刻:“他完成了这件事,就去完成另一件事了——去寻找赛义德王子当年说的那片青花瓷盘,和卡邦戈酋长说的那块石碑。他说,金兰之契的第一代,用生命立约;第二代,用青春守约;到了我们这第三代,该用行动践约了。”
    他展开一幅卷轴,是沈观澜的笔迹:
    “致金兰之契第三代诸君:见字如面。当你等读到此信时,余已在海上。余将循郑和旧航,访当年遗迹,集新的故事、新的信物。期以三年,当携新契以归。瓷枕暂存傅师处,待三年后,与余所集之物,共展于天下。望诸君在此三年间,以各自方式,续此契约。或办学传艺,或商贸互通,或著书立说,或 simply,成为朋友。诚如先父所言:金兰之契,不在形式,在真心;不在言语,在行动。愿三年后,你我在泉州重聚,共看涨海声中,万国船来。沈观澜顿首,丁卯年春。”
    信末附一行小字:“又及,瓷枕底座夹层,有湛露花七朵,可取出分之。此花遇纯心则开,可鉴金兰之谊。”
    孟文石忙检查瓷枕底座。果然有个暗格,推开,七朵干花,颜色如旧。
    阿卜杜取出一朵,放在茶盏中,注入清水。奇迹发生了:干枯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由靛蓝变为淡紫,最后绽放如新,花心吐出金蕊,满室幽香。
    一朵,两朵,三朵……七朵花在水中次第开放。
    “湛露,湛露,”傅斯年轻声吟道,“《小雅》有云:‘湛湛露斯,匪阳不晞。’意为浓重的露水,不见阳光不干。这花以此为名,恰如其分——真诚的友谊,如露水般清澈,如阳光般永恒。”
    十三个人,十三只手,共同托起那盛开的湛露。
    窗外,不知何时聚了一群鸽子,在蓝天中盘旋,如一个巨大的圆环。
    第五章大圆环
    三年后,1930年4月28日。
    泉州港,涨海声中,千帆林立。最大的那艘福船上,挂着一条横幅:“金兰之契:海上丝绸之路艺术交流展”。
    船上人头攒动。孟文石站在甲板上,看着港口方向。这三年来,他遵照沈观澜的嘱托,将漱玉斋改为“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十七场展览,翻译了八部非洲史诗,还促成了北平与桑给巴尔结成友好城市。
    阿卜杜站在他身边,皮肤被海风吹得更黑亮。他刚刚完成了《郑和船队在非洲》的专著,这是他第十次来中国。
    刘海英女士带着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团队,正在布展。展厅中央,就是那只天青釉瓷枕,但它现在被放置在一个特制的转台上,缓缓旋转,枕内壁的刻文通过镜面反射,投影在四周幕布上,形成流动的光影。
    四周的展柜里,是这三年来收集的“新契”:埃塞俄比亚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史诗汉译本,用羊皮纸和宣纸双语对照;贝宁的青铜浮雕“葡萄牙商人与贝宁国王”,旁边配着中国水墨画“郑和赠礼图”;马里的泥染布“星空图”,与中国的“二十八宿图”并挂;还有摩洛哥的几何瓷砖,与中国的冰梅纹窗棂拼成一面墙……
    王俊鹏的魏桥国际赞助了整个船队。这艘福船是仿明代宝船建造的,将从泉州出发,经马六甲、科伦坡、蒙巴萨,最终抵达桑给巴尔,沿途停靠十二个港口,在每个港口举办展览,并征集当地的手工艺品和故事。
    徐嘉宁的团队制作了纪录片《寻找金兰契》,胶片装在铁盒里,随船巡映。
    译员王虹欣现在是多语种杂志《丝路之华》的主编,本期特刊就是“金兰之契”专号。
    九位非洲大使夫人,有三位因任期届满已回国,但都寄来了作品和信件。新任的使节夫人加入了,契友增至二十一人。
    “他来了吗?”孟文石问。
    “傅馆长说,今早收到电报,说沈先生的船已到台湾海域,今天傍晚可到。”阿卜杜说。
    “三年了……”孟文石喃喃。
    三年来,沈观澜杳无音讯。只有偶尔从某个港口寄来的明信片,证明他还活着:新加坡、雅加达、仰光、加尔各答、亚丁、吉布提、摩加迪沙、蒙巴萨……明信片上只有寥寥数语:“安好,勿念。”“见一古碑,汉文已模糊。”“收集到一首斯瓦希里渔歌,关于季风和相思。”
    最后一张明信片来自桑给巴尔,是一个月前:“寻得瓷盘碎片,拼合中。石碑已找到,但损毁严重。下月返泉州,盼重聚。”
    夕阳西下时,一艘小渔船驶入港口。船头站着一个人,穿褪色的中山装,戴草帽,肤色黝黑如渔民。但孟文石一眼认出,那是沈观澜。
    沈观澜跳上岸,背着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他没有立即走向福船,而是蹲下身,用手捧起海水,洗了把脸。
    孟文石和阿卜杜跑过去。三年不见,沈观澜瘦了许多,但眼睛更亮,像海上的星光。
    “沈兄!”
    沈观澜抬头,笑了,笑容里有风霜,也有星辰。他张开双臂,三人紧紧拥抱。
    “瓷枕还在吗?”这是沈观澜的第一句话。
    “在,在船上,等着你。”
    “好。”沈观澜拍拍帆布包,“我带了新的故事回来。”
    当晚,福船上举办晚宴。沈观澜打开帆布包,取出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个木盒,打开,里面是青花瓷盘的碎片,拼合成大半。图案是麒麟,但不同于常见的中国麒麟,这麒麟的角更短,鬃毛更长,有明显的非洲狮特征。盘底有款:“大明宣德年制”。
    “在桑给巴尔皇宫的废墟里找到的。当地人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神兽盘’,能保佑航海者平安。”沈观澜说,“我请专家鉴定过,确是宣德青花,但纹饰是非洲工匠后加的。这证明,当年郑和的礼物,被当地接纳并再创造了。”
    第二样是拓片。石碑的拓片,碑文已模糊,但能辨认出“大明”“永乐”“四海一家”等字,以及几个非洲传统的图腾纹样。
    “在刚果河上游的部落里找到的。石碑半埋在土中,我雇了三十个人,挖了三天。碑文是中文,但图腾是当地的。部落长老说,这是‘祖先石’,传说是一位东方来的‘白巫师’所立,教他们种植水稻、使用水车。”
    沈观澜展开第三样东西——不是实物,是一幅长长的卷轴,上面用钢笔素描了上百幅肖像:马来渔夫、印度织工、阿拉伯商人、非洲木雕师、中国侨民……每个人物旁都有签名和手印。
    “这是新的金兰契。”沈观澜说,“我沿着郑和航线,找到了一百三十七个人,他们有的是手工艺人,有的是说书人,有的是渔民,有的是商人。我问他们:‘你相信不同文化的人能成为朋友吗?’他们都说相信。我让他们签名,盖手印。这就是新的契约——不是五个人的契约,是一百三十七个人的,将来会是一千三百个,一万三千个……”
    他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孟文石扶住他,才发现他瘦得惊人,手心烫得吓人。
    “你在发烧!”
    “疟疾,在刚果染的,不碍事。”沈观澜摆摆手,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封皮被海水浸得发白。
    “这是我三年的日记。每个地方,每个人,每个故事,都记在这里。现在,交给你们了。”
    他推开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工整的楷书: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二十八日,北池子大街七十八号院。瓷枕开启,金兰新契。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十三人围坐,如十三帆张。余知,先父之志,将续矣。”
    最后一页,是昨天写的:
    “民国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台湾海峡。夜观星,见北斗明,南十字亮。忽悟,金兰之契,如天上星辰,各居其位,各放其光,然同属一穹庐,共映一沧海。先父言‘美美与共’,此之谓也。今归泉州,当以残生,续此契于无穷。枕中天,海中天,心中天,实为一也。沈观澜绝笔。”
    “绝笔?”孟文石手一颤。
    沈观澜微笑:“不是那个意思。是‘告一段落’的意思。接下来的故事,该你们写了。”
    他站起来,走到船舷边。海上升起明月,月光如银,铺满海面。远处,渔船灯火,如星子洒落。
    “你们看,这大海,从来不是阻隔,而是道路。这月光,照在中国,也照在非洲。郑和明白这一点,我父亲明白这一点,赛义德王子、卡邦戈酋长都明白这一点。现在,我们也明白了。”
    他转身,面对所有人——中国人,非洲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马来人……这艘船上,此刻聚集了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人。
    “金兰之契是什么?不是一纸文书,不是一件信物,而是一个决定——决定相信,尽管有千差万别,我们仍能成为朋友;决定行动,尽管有千难万险,我们仍要架起桥梁;决定传承,尽管生命有限,我们要把这座桥,一代代传下去。”
    他举起那本笔记本:“这三年,我见过战争留下的废墟,见过饥荒中的孩童,见过偏见与仇恨。但我见得更多的,是母亲教孩子唱歌,是工匠雕刻最美的图案,是渔民分享最后一条鱼,是陌生人递来的一碗水。这才是人类真正共通的语言——不是利益,是善意;不是权力,是创造;不是征服,是联结。”
    晚风徐徐,吹动船帆,猎猎作响。
    沈观澜的声音融入风中:“今天,我们重新起航。这艘船,将沿着六百年前郑和的航线,但这次,我们带的不是丝绸和瓷器,而是故事和友谊。在每个港口,我们会收集新的故事,留下新的友谊。三年后,这艘船将回到这里,带着一整船的故事。那时候,金兰之契,就不再是一百三十七个人的约定,而是一千个,一万个,千千万万个。”
    他停下来,看着孟文石:“孟兄,瓷枕还在旋转吗?”
    孟文石看向展厅中央。特制的转台上,天青釉瓷枕在灯光下缓缓旋转,枕内壁的刻文被投影放大,在舱壁上流动,如星河,如海波,如时光。
    “在旋转,永远旋转。”
    “那就够了。”沈观澜闭上眼睛,微笑,“瓷枕在转,大海在流,星辰在行,友谊在生长。这一切,就永远不会结束。”
    他忽然咳嗽起来,越咳越烈,最后吐出一口血,倒在甲板上。
    “沈兄!”
    “快叫医生!”
    混乱中,沈观澜抓住孟文石的手,用最后的力气说:“不要停……让船……开出去……开向大海……开向……”
    他的手松开了。
    月光照在他脸上,安详如睡。
    医生冲过来,检查,摇头:“是晚期疟疾,加上长期劳累,心肺衰竭。他……已经走了。”
    一片死寂。只有海声,风声,帆声。
    阿卜杜第一个跪下,用阿拉伯语念诵《古兰经》的章节。接着,信基督的,信佛的,信原始宗教的,都用自己的方式祈祷。
    孟文石没有哭。他轻轻合上沈观澜的眼皮,站起来,对船长说:“起锚,升帆。”
    “可是……”
    “沈兄最后的心愿,是让船开出去。那就开出去,现在,今夜。”
    帆升起来了,在月光下如巨大的白色翅膀。锚链哗哗作响,船缓缓离开港口,驶向大海。
    孟文石抱着沈观澜的遗体,站在船头。阿卜杜抱着那本笔记,刘海英抱着瓷枕,其他人拿着那些签名、手印、拓片、瓷片……
    船驶出港口,进入深海。满月当空,海面如银镜。
    孟文石忽然想起沈观澜日记里的一句话:“大海是最好的墓地。因为它连接一切陆地,拥抱一切河流,记得一切故事。”
    他低声对怀中的友人说:“沈兄,你回家了。回到这连接一切的大海里。”
    然后,他抬起头,对所有人说:“按照沈兄家乡的习俗,海葬者,亲友要每人说一个关于他的故事,送他最后一程。谁先来?”
    沉默片刻。
    阿卜杜说:“在牛津时,沈兄是唯一一个同时选修中国哲学和非洲考古的学生。他说,他的博士论文要写‘郑和船队对东非社会结构的影响’,导师说没有资料,不可能。他就用十年时间,找到了资料。”
    刘海英说:“三年前,他来找我,说要办一场中非艺术交流会。我说没有经费,没有场地。他说,只要有心,就会有。后来,他真的做到了。”
    徐嘉宁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杭州的丝绸和非洲的蜡染,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对姐妹。因为丝绸是蚕吐出的月光,蜡染是蜜蜂采撷的阳光。”
    王俊鹏说:“他说,商业不是算计,是交换故事。你卖我一匹布,我卖你一罐香料,我们就在交换各自土地上的阳光、雨水和歌声。”
    一位非洲大使夫人用不熟练的中文说:“他教我一句中国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说,在非洲,有同样意思的谚语:‘远方的朋友,是最近的邻居。’”
    故事一个接一个。每讲一个,就有人往海里撒一把花瓣——那是珍藏了三年的湛露干花,在月光下,在海水中,缓缓开放,随波漂流,如一条发光的河。
    最后,孟文石说:“我父亲临终前告诉我,光绪二十四年,沈伯父因维新党案入狱,是赛义德王子倾尽家财,打通关节,才救出来。出狱后,沈伯父说:‘我这条命,是非洲朋友救的。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就是连接东西的桥。’沈兄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他低头看着沈观澜安详的脸:“现在,轮到我们了。”
    晨光微露时,船返航。港口聚集了很多人,默默看着。
    船靠岸,孟文石第一个下船。他怀里抱着瓷枕,对所有人说:“三天后,船队照常启航,沿原定航线。愿意同行的,请报名。不愿意的,请在这本笔记上签名,让它代替你们航行。”
    他打开沈观澜的笔记本,翻到空白页。
    第一个签名的是阿卜杜。然后刘海英,王俊鹏,徐嘉宁,王虹欣,各位大使夫人,船员,码头工人,渔民,路过的小孩……
    名字写满一页,又翻一页。到中午,已签了三百多个名字。
    孟文石忽然想起什么,问:“傅馆长呢?”
    有人说:“傅馆长在博物馆,说要为瓷枕和这些文物,设一个永久展厅,就叫‘金兰厅’。”
    孟文石点点头。他抱着瓷枕,走向港口的最高处。在那里,可以看见整个泉州港,看见千百艘船进出,看见海水连接天空。
    他把瓷枕放在一块礁石上,让晨光照在枕面上。
    天青色的釉,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色彩——不是蓝,不是绿,是那种雨后初晴、海天相接处的颜色。枕面上的莲花纹,仿佛在光中缓缓旋转。
    孟文石想起瓷枕内壁的最后一句话,那是沈观澜后来加上去的,用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字,刻在角落里:
    “此枕无名。若必得名,可曰‘同心’。何以故?因其泥取自黄河与尼罗河之土,釉采自景德镇与菲斯之矿,形仿自波斯与中国之器,纹融自印度、阿拉伯、非洲、中原之样。千土合一,万彩归青,如百川归海,如万星拱月。故曰:虽殊方异域,其心同;虽千载万代,其志同。同此心,同此志,故可同此枕,同此梦,同此碧海青天夜夜心。”
    海风吹来,带着咸味,也带着远方大陆的气息。
    孟文石知道,沈观澜没有死。他化成了这海风,吹拂每一面帆;化成了这月光,照亮每一段航程;化成了这瓷枕上的釉色,在每一个看到它的人眼中,映出一片共同的、蔚蓝的、没有边界的天空。
    瓷枕在礁石上,静静旋转。
    永远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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