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政策
乔羽刚回到顾问舱室外的走廊，还未平复查看礼品时感受到的复杂心绪，一个略显油腻而急切的声音便从侧后方传来。
最开始呵斥乔羽的那名通事弯着虾米腰，脸上堆砌着过分热络甚至有些卑屈的笑容，双手连连作揖。
“苏公子！苏公子留步！
小的方才……方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猪油蒙了心呐！
竟不知您有这般通天……呃，通洋的大能耐！
小的这里给您赔罪了，您千万海涵，海涵呐！”
他刻意的咧开嘴，露出一口被烟草熏染的黄牙，笑容里充满了市侩的算计和见风使舵的灵活。
这通事的思维很简单，这位不起眼的穷书生竟然能自由出入西洋贵人的舱室，必定是得了青眼，攀上了高枝。
现在巴结，说不定能捞点油水或门路。
乔羽脚步顿住，缓缓转过身。
看着眼前这张与不久前倨傲刻薄判若两人的脸，她心底首先涌起的是一阵冰冷的厌恶与荒谬感。
这变脸的速度与彻底，让她几乎要嗤笑出声。
呵呵。
变脸这门非遗技术真是让它学到精髓了。
表面上，她只是勉强牵动嘴角，挤出一个极其疏淡、不达眼底的微笑，算是回应。
那通事见乔羽没立刻赶人，胆子更大了些，凑近半步，压低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
“那个……苏公子，要是温特沃斯顾问大人……赏了您什么稀罕的洋玩意儿。
或是日后有什么好门路……您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几个老相识啊！
大家互相帮衬，帮衬！”
他的眼神在乔羽朴素的衣袍和手中厚厚的文件上叽里咕噜地打了个转，似乎想找出些“得了好处”的迹象，心思全然放在了如何从可能的利益中分一杯羹上。
乔羽耐心几乎耗尽，但就在她准备冷淡打发的瞬间，研究员的本能压过了个人情绪。
她脑中飞速权衡着。
恶心是真恶心……
但这些人，地位卑微却身处关键地位。
一头连着官府办事的规矩，一头接触着外商水手的见闻，消息芜杂却可能包含未经修饰的碎片。
对锚定这个时代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具体执行，或许是条值得一试的途径。
……代价是忍受那张令人厌恶的嘴脸。
她迅速做出了取舍。
乔羽神色未变，只是收起了那点虚假的笑意，端起了一点略显高傲又仿佛被说动了的腔调。
“行吧，这话倒也在理。不过嘛……”
她故意拖长了音调，瞥了通事一眼。
“空口白话的‘帮衬’就免了。
你们若真想有点‘往来’，倒不如先给我讲点实实在在的——
朝廷如今对各处口岸、对外洋商船，到底是个什么章程？那些条文律法，在下面又是怎么个执行法？”
她将问题引向自己真正关心的领域，同时摆出了一副“用情报换可能好处”的姿态，这符合市井交易的逻辑，也不容易引起对方怀疑。
通事见有门儿，立刻打起精神。
这类话题正是他们熟悉的领域，既能显示自己“有料”，又不涉及太要命的机密。
他开始滔滔不绝，夹杂着抱怨、吹嘘和零碎的实例。
“哎哟，苏公子，这您可问对人啦！
这章程啊，说来就话长了，无非还是那句‘严华夷之防’嘛！
就说这广州，规矩那叫一个多！
洋商不能进城，不能随便见官，买卖必须经过十三行，连雇人都得层层上报……
就前两年，还有因为‘夷妇’上岸惹出的官司呢！
其他地方？那更是严防死守，等闲船只靠岸都要被盘查驱逐……
官府说是怕滋扰地方，其实啊，嘿……”
他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其中不乏对政策僵化、官员勒索的抱怨，以及对一些突发事件的简单描述。
通过和通事的交谈，乔羽对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有了一个更全面、更鲜活、矛盾、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荒诞的现实了解。
明朝末年，山河飘摇。
国内灾荒连年，民变四起；
朝堂上党争激烈，国库空虚；
外有满人铁骑踏境，虎视眈眈；
国家已陷风雨欲来之势……
1644年3月，李自成军队攻破居庸关，进逼北京，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北京城破，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殉国，明朝作为统一政权灭亡。
山海关战役后，清军在多尔衮率领下进入北京，宣称“为明朝复仇”，以礼改葬崇祯帝，收揽人心。
10月，清朝顺治帝从盛京（沈阳）迁都北京，标志着清朝正式成为中原统治者。
明朝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郑成功、李定国等将领持续抗清，与清朝对峙近二十年。
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在缅甸被俘后被杀，南明基本灭亡。
残余明朝势力逃往台湾，建立郑氏政权，继续开展反清复明活动。
由于明朝的反抗力量一直活跃在台湾岛附近，在清朝统治初期，为了对付明朝残留的抗清力量，清政府一度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沿海居民出洋，限制中外往来。
在台湾的反清力量降清后，清政府才于1684年解除海禁，并在厦门、广州、宁波和上海设立四处口岸，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宜。
此后，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审定船户出海资格、实行联保制度、限制船只大小和载货类型等。
对于外来船只，清政府指定停泊地点，严禁输入军火，不许久留内地，并从1686年开始建立行商制度，此时中国并没有海关。
伴随着欧洲商人走向世界的还有天主教势力。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传教士就不断地进入澳门，向中国人传教。
传教士一方面结合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
比如利玛窦入华之初即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五大洲。他有意地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迎合中国人对中华的认识。
一些耶稣会士还和中国学者一起绘制了中国地图，还有些传教士奉朝廷之命，协助制造西洋火炮。
在北京圆明园内曾有一片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由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是欧洲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的。
传教士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的确丰富多彩，然而，随着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罗马教廷开始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
规定不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参加祭孔子祭祖宗的活动，甚至多次上书，要求康熙皇帝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
康熙皇帝坚决回拒了这种无理要求。
从此，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
由于传教士在各省传教，导致人心渐渐被煽惑；
还有部分外国人无视中国法律，为非作歹，骚扰百姓。
雍正帝担心如果大批中国人加入教会，听从教会的指挥，一旦外国侵略者大兵压境，中国就极为危险了。
1724年，雍正帝传谕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并下令没收教会在各地的财产。
由于清朝是满族人入主中原，所以每逢有人民反抗君主专制统治，便总认为是汉人不服管束。
它担心中外交往的增多会导致反抗力量同西洋人一起构成对其统治的威胁，再加上传教士同外国商人关系密切，因此在禁教的同时也逐步限制贸易范围。
1717年，清政府干脆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叭（今爪哇）等地进行贸易。
这是闭关政策的开端。
1757年，清政府正式实行闭关政策。
乾隆皇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确定”公行”为管理对外通商的机构。
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
外国人到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
具体内容有：
(1）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五月至九、十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
(2）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
(3）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
(4）外商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
(5）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
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
（作者注：1835年，经清廷批准，广东当局再颁章程规定：
(1）外国战舰不得入虎门之内，商馆内不得储藏枪炮武器；
(2）外国妇女不可偕来商馆；
(3）外船雇用领水和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由该衙门发给执照，随身携带备查；
(4）外商雇用中国仆役人员的人数要有限制；
(5）外人居住商馆期间不得任意乘船出外游览，仅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往各花园及河南寺庙散步游玩，但须带翻译随行，如有不当行为，翻译须负责任；
(6）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厅递禀，如有陈诉，须由公行代陈；
(7）公行有指导及保护外人之责，不得负外人债务；
(8）外人每岁在广东商馆居住经营商务，须有一定期限（大约四十日，有时得延长），事毕即须离去。）
清朝在对外关系上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来自它的邻居——俄国。
1651年，俄国商人哈巴罗甫率远征队深入到黑龙江流域一带，并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今称涅尔琴斯克）等地设立据点。
在当地居民的请求之下，清政府派驻宁古塔的军队前往救援，迫使哈巴罗甫向后撤退。
1667年，在俄国入侵者的煽动下，索伦部头目根忒木尔叛国投靠沙俄。
随后，引渡根忒木尔问题成为两国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争端。
在这个时期，沙俄还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和开辟通商渠道。
1683年，清廷授命理藩院正告沙俄殖民者赶紧从雅克萨和尼布楚撤走，交还根忒木尔，这样双方才能友好相处，否则”必致天讨，难免诛伐”。
清政府一再发出的和平呼吁却未能得到对方的响应，终于不得不接受沙俄的狂妄挑战，行使自卫权利。
1685-1686年，清政府两次出兵雅克萨，打得俄军死伤累累，无力再战，被迫同意和谈。
尽管清军在反侵略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清政府一如既往地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争端。
沙皇政府虽然接受了谈判的主张，却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流域的野心，甚至想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
而清政府对谈判所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及其支流全属中国的土地，不能让给俄国；应该向俄国索回逃犯根忒木尔等；在此基础上，”准其通使贸易”，否则立即回来不必再谈。
谈判于1689年8月在尼布楚举行。
中方代表团由索额图率领，俄方代表团由果罗文率领。
会议开始后，俄方代表首先诬指中国挑起战争，硬要清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
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中方代表的驳斥。
第二天再次举行会议，中国代表避免僵持，首先提出中俄两国边界以俄国不超过尼布楚为限，而这种让步竟然遭到对方的拒绝和嘲笑，从而使谈判陷入僵局。
清政府代表在这过程中一直采取主动姿态，多次做出让步，从尼布楚一直退到格尔必齐河。
俄方代表理屈词穷。
这时，尼布楚一带的布里亚特等族居民纷纷起义，要求回到中国方面，使俄国代表团感到紧张，只好同意中方的方案。
在即将签字的前夕，俄方又提出外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的划界问题，中国代表团同意此段边界问题暂时搁置。
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由双方代表签字盖印，并举行宣誓，从而正式生效。
（作者注：《尼布楚条约》共6款，其主要内容是：
(1）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两国国界。但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的划界尚未解决。
(2）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立即拆掉，俄国人退回其国境。
(3）今后互不收容对方逃犯。
(4）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往来边界进行贸易。）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正式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中方做出重大让步的结果。
它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主权，一度遏制了沙俄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地区的扩张。
然而，在中俄中段边界地区，沙俄殖民者仍然在侵犯中国主权，明目张胆地支持中国准噶尔叛乱集团，并且逐步侵吞中国的领土。
这些情况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北部边疆的安全。
1727年，中俄双方代表签订了囊括中俄关系各方面的《恰克图界约》，条约正式地规定了中俄的中段边界，对沙俄殖民者侵吞蒙古的土地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界约》大体上解决了中俄之间交涉的各项问题，成为中俄关系的基础。
上述系列事件推动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清廷下决心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
一方面，它是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既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依赖外国商品的进口。
另一方面它是清朝统治集团民族狭隘性的表现。
而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外交往是从减少纠纷，防止外来影响，避免引发冲突和社会动荡着眼的。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规范管理的需要，但更多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专制统治，也是对西方扩张的被动防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自卫的作用。
对外贸的限制反映了中国当时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对外贸易对中国来说并非所需。
但过度的限制，特别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只留广州一口限时通商，以致这项政策被称为”闭关政策”，就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虽然它仅仅是一项对外贸易政策，但给中国造成了一种封闭的状态。
妨碍了中外必要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使中国人无法充分了解世界，无法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固步自封。
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在日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同时也加深了中外矛盾。
舷窗外天光将明，烛光的火焰在精致的银质烛台上不安地跳动着，将乔羽伏案的身影拉长，扭曲地投在房间的墙壁上。
对于一个来自星际文明、见惯了不同物种与文化在相对开放框架下交流的研究员而言。
这种将对外接触视为必须严格隔离的“污染源”的思维模式，显得既陌生又令人窒息。
一丝近乎嘲弄的苦笑在她嘴角浮现，随即被更深的凝重取代。
她的思绪飞越眼前的舱室，仿佛看到了这条政策的延伸线：
知识被阻隔，技术被漠视，世界剧变的潮声被“闭关”这堵高墙削弱成模糊遥远的杂音。
一个文明，主动选择将感知外界的触角收回，甚至一根根斩断，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完美镜像里。
这不是强大的体现，是系统性的认知自闭。
而自闭的体系，在面对无法理解的冲击时，其反应往往是僵硬、甚至暴烈的……
她几乎能预见某种悲剧性的碰撞，不是来自恶意，而是源于无法对话的鸿沟。
这种预见，让她心底发凉。
她轻轻吹熄了油灯，窗外，是白河口沉寂的黎明，远处隐约有规律的梆子声。
在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的腹地，她们像两颗潜入深海的探测器，记录着这股庞大文明涡流的每一丝压力、每一度温度的变化。
并试图从中打捞起照亮自身归途的、关于文明兴衰规律的，冰冷星光。